记无官，行事多遗，灾异靡书”。
无论出于何种目的，这确实1种欲盖弥彰的拙劣行为。
以陈寿的才智来看，他的行为背后，当然存在不得已的原因。
其1是免祸自保。
西晋初年，蜀地叛乱（264）的影响尚未消弭，因此对于蜀汉中后期参与北伐的将领，大多略而不表，借此避免争议。
陈寿在《魏书》中刻意略过了丁谧、文钦、李丰、邓飏、何晏等敏感人物（皆涉及谋反，何晏更是被司马师neng死的！），不予立传，也是出于相似原因。
其2便是陈寿的私人情感。
陈寿对诸葛亮的情感比较复杂。
1方面他尊敬诸葛亮，另1方面他也抵触诸葛亮。
在晋武帝的要求下，《诸葛亮传》当然要按正面基调书写，但也不可避免地掺杂了私人情绪。
“国不置史”的责任被推诿给诸葛亮，很大程度上便是这种负面情绪的外在体现。
不过无论如何，“国不置史，注记无官”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。
因为蜀汉方面的史料，除了陈寿的《蜀书》（或称《蜀志》）之外，同时代还有陈术的《益部耆旧杂记》、王崇的《蜀书》以及谯周的《蜀本纪》，其中谯周还是陈寿的老师。
注意：《益部耆旧杂记》1作陈寿所撰，未详孰是。
陈寿，字承祚，巴西安汉人也。少好学，师事同郡谯周。--《晋书陈寿传》
换言之，如果没有充足的原始资料，是不可能在同1时间出现如此繁多的“霸史”或“地方志”的。
东晋时又有王隐的《蜀记》以及常璩的《华阳国志》。
《华阳国志》中涉及到的大量人物，均不见于《蜀志》，可知是陈寿刻意略过不表。
亦由此可见，所谓蜀汉不置史官，其实是呵呵呵呵呵呵。
不然呢？
难道《华阳国志》中的史料是从白猿肚子里取出来的？
还是从蝌蚪文中找出来的？
概而论之，对蜀汉史官问题的梳理，有助于咱们理解汉末3国的历史背景；
同时，也侧面反映出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之理，此事，虽贤者亦不能免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