备，其各方面的特性也与实际一致，如部署位置、运行速度、反应时间、信号频率和带宽等。
这个其实就是传说中的“数字孪生”技术，也可以称之为“数字太阳系”。
最后则是根据已知数据，加上专家的合理推测，建立了外星飞船的模型，并且把它的许多特性设置为可以调整的，例如速度最高可以达到60欧速，瞬间加速度可以达到200g等等，总之各项性能很变态，不是人类所能做到的。
当然，为了做仿真，不能只有太阳系模型，还应该有太阳系周围至少12光年范围内的其他星系。对于这些近距离星系，都有比较详实的数据，建立它们的模型倒不是很难，主要是空间范围非常广大，太阳系成了微不足道的存在，所以必须使用两个尺度构建模型。只有飞船进入太阳系范围后，才转为采用太阳系模型。
然后就开始让外星飞船从天狼星往太阳系飞行。飞行的航线与速度等由超级计算机进行规划，条件是距离最短、耗能最少。然后把规划后的航线与已经探测到的外星飞船的航迹进行比对分析，如果有不同则找出原因，然后对条件和规划等进行修正和优化。
路径规划可能要用到广义相对论，因为星系有着巨大的质量和范围，而按照广义相对论，这些星系都将导致周围空间的弯曲，所以如果外星飞船采用最短路径飞行的话，它的轨迹有可能是比较奇特的弧线，但是弧线具体会是什么样子却不好确定。
最大的难点则在于，人类还没有在这么大尺度上建立统一坐标系，所以无法对飞船轨迹进行精确描述——到目前为止，人类能够定量处理的只是太阳系这个尺度上的问题。说到底，人类的科技还没有发展到星系间旅行的程度，虽然可以去探索，但无法精确度量。
于是科学家们暂时不用坐标系，只是让外星飞船模型在自由空间随意高速飞行，此时飞船就跟电子在广袤的原子空间中飞行差不多。而当飞船超过30欧速时，外星飞船的飞行轨迹开始不稳定，呈现出很明显的波动性，感觉比较飘。
这应该就是波粒二象性了。
但这无疑是个坏消息，如果外星飞船在超高速运动时真的呈现波粒二象性，那么它就是不可预测的，只能大致判断它会飞到哪个区域，或者飞到某个区域的概率是多少。如果想有个明确的答案，就必须想办法让它的速度降下来，使其呈现粒子属性。
幸运的是，在即将进入某个星系（物质密集区）时，它的速度必须降下来，否则有可能发生交通事故，更不可能降落到某颗行星。要降落某颗行星，必须改为低速运动才行。
刘一鸣问董玉荣：“波粒二象性，这个好理解，那它是不是量子态？两者有何关系？量子力学太抽象了，学大学物理时就很糊涂。”
董玉荣：“提到波粒二象性，一般就会想到量子态，其实仿真中没有发现外星飞船具有量子态。量子态的形成有几个条件，一是超高速运动（可能还需要自旋），二是超微小空间，三是超强吸引力。就是说，超高速运动的微观粒子，被某种超强吸引力，束缚在某个超微小空间内，才会形成量子态。
具体是这样的：因为超高速粒子的运动具有波粒二象性，当它被束缚于极微小空间时，波动就成为“驻波”，其波长必须是整数，不再是连续的随意的波长。这样的整数波长可能有多个，不同波长的粒子具有不同的能量，对应不同的能级。不同能级的粒子在特定情况下会跃迁，从而吸收或释放能量（光子）。由于能级是断续的，所以光子的能量也是一份一份的，就成为光量子。
从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出发，有人认为自然界的基本单元不是零维的电子、光子、中微子和夸克之类的点状粒子，而是很小很小的振动着的一维的&34;弦&34;（包括有端点的&34;开弦&34;和圈状的&34;闭弦&34;或闭合弦），弦的不同振动和运动就产生出各种不同的基本粒子，这就是弦理论。
后来又有人认为弦不一定是一维的线状，也可能是二维的膜，甚至更高维的膜，所谓高维膜就是膜蜷曲成复杂的形式，这就是理论。”
刘一鸣想了想道：“那是不是可以这样推论：如果超高速运动的飞船被某种强大的引力所束缚，譬如它进入了某个中子星（每立方米中有4亿吨中子）或黑洞的引力范围，而不能逃脱（中子星的质量差别较大，逃逸速度大约在1万-15万k/s之间，也就是最高可以达到50欧速），那么它就会像电子绕核旋转一样，绕中子星高速旋转（不高速旋转就会被中子星吞没），这时其运动应该就呈现驻波的特性，因而就成为量子态。如果有很多类似飞船，也会形成不同能级，能级之间也会存在跃迁。”
石恒生：“有道理。如果跃迁的话，应该也有能量的吸收和释放吧，那会是什么形式呢？不会是引力波吧？”
董玉荣想了想答道：“星体质量的突然变化会使它的引力场发生扰动，而这种扰动不会在整个空间同时发生，而是像电磁场一样以光速传播，这样以光速向外传播的引力场扰动就是引力波，就像水波纹一样。
所以当一个系统的质量分布发生变化时，一般就